在南极与海豹比高低
他是新中国极地测绘与遥感信息科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曾11次身负使命跨洋破冰，远赴地球两极。在冰封万年的南极，有300多个被国际认可的中国地名由他负责命名。
他，就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鄂栋臣。
曾经是个放牛娃
对鄂栋臣的采访，是在他位于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内。也许是长年跋山涉水、挑战风雪的缘故，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鄂老言谈间中气十足、神采奕奕，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竟给人一种仅50余岁的错觉。
“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恐怕我到现在仍是一个放牛郎”，回忆起泛黄的往昔，鄂老记忆依然清晰。
1939年，鄂栋臣出生于江西广丰县一个贫困农户家庭，五岁做起了放牛娃，七八岁时便要每天独自一人上山砍柴。“小时候我常常吃不饱，无时无刻不受饥饿的折磨，那种饿肚子的难受感觉，我至今仍印象深刻。”鄂老说。“命运有时真是奇妙，江西解放，一夜之间扭转了我的人生。”鄂老笑着说，他这个穷孩子也如愿上了小学，但那一年他已11岁，因此学习格外努力，至中学阶段，更是科科满分。
“我1960年考入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本科，说起来这也是个笑话，我当时对大学专业名称望文断义，以为天文大地测量，就是观天测地，可游遍祖国大好河山，但没想到从此便走上了测绘道路。”鄂老乐呵呵地说。
45岁涉足极地科考
1965年，鄂栋臣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随后经历了“四清”、“文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从地方到参军又转业，又重返武汉测绘学院任教。1984年，一次难得的机遇，让他这名普通高校教师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我国决定开始进行自主南极科考，为满足考察急需的南极建站测绘技术支撑保证和各种“国产南极地图”的需求，国家测绘局因此选择了研究卫星大地测量技术的鄂栋臣。“当年我已45岁，南极在我的印象中，仍是一个梦幻般不可触及的神秘之地。”鄂老说，他的天性里有一股硬朗气，几乎没经思考便加入了首批极地科考队，“我这把骨头，即便牺牲在南极，也算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正是这一刻，历史选择了鄂栋臣，那梦境一般浩淼的南极大陆，成就了他开宗立学的事业。
携“生死状”远征
由于旅途凶险莫测，首次科考启程前，中国数百位各方面的科学家都自愿向国家立下了“生死状”，而他在“生死状”上签下自己名字的同时还写下留言：“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
1984年11月20日，一切训练、物质准备结束后，由中国当时的两艘万吨巨轮载着近600人的科考团启程远赴南极。鄂栋臣等考察队员乘坐“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另一条船则是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为南极考察保驾护航。“启程当天，黄浦江畔数万群众夹江送行，两岸千米红旗招展、欢声雷动，那种场面我从未见过。看得出来，我们站在甲板上的每名学者都充满了沸腾着的激动与自豪。”鄂老回忆说。“船出东海至大洋后，船长有一天突然召集大家，严肃地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我国首次远征南极，路途上可能会遇到不可预知的危险，为防万一，船上已准备了一些装尸体的大塑料袋……那一刻，肃穆取代了一切。”
途中遭遇生死危机
德雷克海峡，是一个充满了骇人传说的南极海域，有人将它描绘成阴森的沉舟墓地。
1984年12月的一天晚饭后，科学家们正坐在船内聊天，船头的大铁锚突然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船上有人随即连人带椅滚翻在地——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巨浪袭击了船队。在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神威面前，万吨巨轮“向阳红10号”像汪洋中的一片树叶，忽而被20多米高的巨浪打上浪尖，忽而又倾斜着卷入巨浪深谷。
刚才还处于惬意中的科学家们，顿时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惊天恶浪中，个个都吐得翻江倒海。鄂栋臣等部分科学家，此时则纷纷挣扎着冲进船舱，紧紧抱住那些在我国无比珍贵的先进仪器，这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唯一想要保护的东西。而此时，考察队负责人已悄悄向国内发出了绝密的危急报告……
“那种痛苦真是难熬，甚至让人觉得死亡竟会是一种解脱。”鄂老仍心有余悸地说。所幸后来船队驶离了危险地带，人员和设备均无恙。
牢牢刻上“中国印”
1984年12月26日，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航程，我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终于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万年冰封的南极大陆，第一次飘扬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鄂栋臣说，当船队驶入南极海域时，大家都激动异常地涌上船头。当时天空堆积着厚厚的云层，阳光从云缝中射向雪白的大陆，十分耀眼和圣洁，有人甚至开玩笑，说是南天门开了，大家都站在船头高兴地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
1984年12月29日，鄂栋臣在登陆点绘出了长城站建站所在海滩的地形草图，并在图上将海滩前的一处无名海湾写下了“长城海湾”字样。第二天，长城站将消息传回国内，从此“长城湾”便成为中国人命名的第一个南极地名。鄂栋臣亲手描绘的这幅最早的地形草图现已被我省博物馆收藏。
经过一个多月的卧冰浴雪、艰苦奋战，鄂栋臣和他的队友测绘出了我国长城站站区第一幅南极地图。他将这些无名山川和湖泊上牢牢打上了“中国印”：“长城湾”、“望龙岩”、“八达岭”、“龟山”、“蛇山”……南极无中国地名的历史空白从此一去不复返。
记者为他流下热泪
接下来，作为带队领导之一，鄂栋臣开始和队员们一道建设中国第一个极地科考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
建站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平时只与纸张和仪器打交道的科学家们，此时都怀着无比的热情，干起了建筑工的活。移沙填海、垒袋造港，全靠血肉之躯，每天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一天清晨，一名中央随团记者走进他的帐篷，无意中踩着了里面的一堆厚厚白雪，扒开后竟发现雪下还睡着一个大活人——鄂栋臣，这名年过五旬的记者不禁当场流下了眼泪。
经过数百人45天的奋战，中国南极科考基地终于在南极这块冰雪大地上拔地而起。1985年2月20日，长城站落成了，在世界面前，五星红旗由此高高飘扬在南极大陆。
1988年11月，鄂栋臣应征再赴南极，参加了在东南极大陆建立考察站——中山站的过程。1989年2月26日，长城站建站4周年之后，中山站完工。落成仪式那天队员们肃立在雪地里，面向飘扬的五星红旗齐刷刷地敬礼，每个人都热泪滚滚……
苦中作乐去“淘宝”
长年的极地科考，也让鄂老的珍藏品中增添了不少旁人没有的“宝贝”：一叠叠从首次南极考察开始至今一次不落的两极考察纪念信封，五彩缤纷，十分珍贵。而在武大中国南极馆里陈列的众多极地生物标本、企鹅标本等，均是鄂老及后继武大科考队员们从南北两极淘回来的。“极地考察生活虽然单调，但我们也有苦中求乐之道。例如，天气好的时候去观赏成千上万企鹅群，逗逗那在海滩上结伴沐浴阳光的海豹，也是种特殊的享受。尤其是每当要撤站回国之前，每人都紧张地在信封上盖上纪念邮戳或找队友签名时，那种在创造价值的感觉，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不过鄂老在这些极地珍藏中，最看重的还是一块硅化木化石，已经石化的木桩上，年轮清晰可见。鄂栋臣说，这是从北极采回的，据检测已经有几百万年了。谁能想到，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亿万年前竟是树木参天的绿色大陆。而北极，同样也是鄂栋臣向往的圣地。
北极科考险些捐躯
1996年3月20日，57岁的鄂栋臣在五赴南极之后，踏上了他首次前往北极的征途。
在格陵兰岛北端的夸那镇，他完成了400多组GPS卫星数据的采集，获得了中国人在北极区研究地壳运动的第一个监测点的第一次成果。
在巴芬海峡崎岖不平的冰海面上，乘坐爱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他测定出冰海350公里考察路线的各点位置、距离，为在冰海上利用无线电呼叫飞机临时着陆救援提供了准确位置。
还是他，通过艰难紧张的定位，终于准确地找到了北极点，他展开了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而在这些首次北极科考成就的背后，鄂栋臣却差点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一次，在进行野外测绘工作时，他不小心掉进了冰洞，好在他反应及时，迅速将冰镐横在冰面上，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指导弟子“立大功”
2004年，鄂栋臣已到了退休年龄，但一桩未了心事，却让他不甘告退。那就是——找到并测定出南极冰盖最高点，这个被世界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地区。
南极洲共有四个地理特征点：南极点、南磁极点、地球冷极点以及冰盖最高点。其中前三处已分别被美、法、俄三国占据，留下的最后一个地理特征点冰盖最高点，一直尚无其他国家到达。“要使中国进入世界南极考察大国圈，中国就必须不惜代价征服冰盖最高点。”鄂老说。
由于该地区人类未曾到达，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危险性很大，我国自己无法救援，更出不得半点差错，找偏了方向或测不出最高点，不仅将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更会引来外国看笑话。
由于年龄限制，鄂老不能亲征，只能远远地遥控指导这次行动。他派出了他的弟子、武汉大学博士生张胜凯接过他的衣钵，参加《中国十三名勇士挺进DomeA》的行动计划，承担起寻找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任务。
张胜凯和队友们不负使命，克服极端寒冷和严重缺氧的生命考验，在鄂老的指挥下，他终于在预定时间内，经过上千次卫星定位，成功精确地测定出南极冰盖最高点的地理位置和高程：南纬80°22′00″、东经77°21′11″，高程4093米！并在该点设立了中国永久性测绘标志，用鲜红的五星红旗，在茫茫雪原中向世界宣告了这个红色的极点。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于2005年1月18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成果。“立足神州，报效祖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如今已71岁的鄂老，仍然带领他的团队，工作在极地研究的第一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