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极科考始于1984年,今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提起极地科考,便离不开测绘工作。在一个常年被冰川覆盖的地方做科研,测量基本数据,总得要点胆识和勇气。
自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开始,武汉大学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科考的校方测绘人员先后建立了我国东西南极测绘基准,测绘出覆盖2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地图,构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信息化极地测绘技术体系。
今年8月29日是第21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南极科考队员,跟他们聊了聊在南极科考中发生的故事。他们中有极地“老兵”,经验丰富,也有人四个月前才完成自己的南极“首秀”。
褚馨德
在冰川上航测,为避风寒我钻进废弃雪地车
2023年11月1日,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响起一阵鸣笛。“雪龙”号和“雪龙2”号船甲板的一侧,站满了即将远赴南极考察的科考队员。他们身着同样的红色外套,手里挥舞小国旗,与码头上送行的人两两相望。
几分钟后,科考队员喊出“凝心聚力、顽强拼搏、感谢祖国、感谢亲人”的口号。送行的亲朋好友伸直脖子,远远地目送船走离岸。褚馨德的双亲站在码头一角与他挥手道别。这场别离,将长达5个多月。
没有多余的紧张,褚馨德内心满是兴奋。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南极科考队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南极考察。“雪龙”号一路向南,一周后抵达赤道。实际上,在船开动的那一刻,褚馨德心里就明白,这次远离他乡,是要去一个遥远又神秘的地方,要执行一次极其重要的任务。
褚馨德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因为要去海拔较高的南极内陆,去之前他参加了一次内陆队拉萨集训。集训队员要在3600米海拔完成高强度拉练,包括如何用绳索自救等技能。褚馨德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瘦弱。不过,他顺利通过最后考核,翻越了一座5000米海拔的雪山。
注定难忘的体验开始了。“雪龙”号穿过赤道,在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进行了短暂补给。随后,西风带着两个让人厌烦的气旋,正等着他们。在这个低压区,科考船要战胜6到7级的西风和4到5米高的涌浪。乘风破浪一个月后,“雪龙”号安全靠近南极中山站。“我们要在中山站整理出要用的物资,然后从中山站去格罗夫山。”褚馨德说。
褚馨德在格罗夫山执行无人机航测任务。受访者供图
褚馨德所在的格罗夫山队有9名队员,他们要在平均海拔约2000米的格罗夫山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冰芯钻探、陨石搜寻等科学考察。褚馨德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无人机对格罗夫山主要地区开展航测,采集蓝冰、裸岩、积雪和冰裂隙等地物的可见光及激光雷达数据。
天气好的时候,褚馨德早上7点起床。吃完早饭,队伍的机械师驾驶雪地车,带着他和另外一名队友去作业点执行任务。他们要在蓝冰上解决一顿午饭。考察期间,格罗夫山地区的平均温度在-16℃,这让他们做任何事都没那么方便和轻巧。
正常情况下,测绘工作在下午5点后收工。机械师会从其他作业点或营地赶来,载着队员返程。遇上白天刮大风这种糟糕天气,他们工作的时钟会在晚上8到9点间响起,直到次日凌晨之后才结束。在极昼时段工作的好处是,眼前的一切都是明亮的。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格罗夫山队在哈丁山进行综合调查。受访者供图
不过,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让褚馨德的鼻子遭了罪:鼻头总泛红,还长了水泡。在低温和强风之下,要想看清手里遥控器的屏幕,他总免不了要脱下面罩。就在那几分钟,他就被晒伤了。“再不做好防护,下次就不许出去。”格罗夫山队队长用这句话“威胁”过褚馨德几次。
也有惊吓时刻。在返回中山站后,褚馨德要前往附近的达尔克冰川开展航测,作为冰盖溢出型冰川,人们把达尔克冰川当作当今气候变化的显示器。测绘点处在中山站和出发基地的中间。有一次,他需要单人作业,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2点,他就完成了既定任务。
“当时四下无人,还刮起了寒风,我冻得不行。”褚馨德在作业点等队友来接他,但发现手机在作业点附近没有信号。可实在太冷了,他在空旷的雪地上来回踱步。中山站位于南纬69度22分、东经76度22分,与俄罗斯的进步站毗邻。在不远处的雪垄上,他看到了一辆废弃的雪地车。
这辆俄罗斯雪地车非常破旧,车门开着,里头什么也没有。褚馨德把行李装备放在车外的醒目处,钻进去避寒。关上门后,他在车里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5点左右,队友驾驶雪地车的声音惊醒了他。他瞬间清醒过来,拾起装备随他们返回站点。
回到站后,褚馨德打开手机,手机屏幕弹出一连串未接来电。来电人是同为南极科考队员的武汉大学师兄耿通。师兄找到他,给了他一个拥抱。随后询问任务完成情况,并再次提醒他:下次出任务,一定要多带点通讯设备。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格罗夫山队队员在搜寻陨石。受访者供图
安家春
把传感器放到海底,我在南极长城站建“极地之眼”
在北极要警惕北极熊,到了南极就得留心一种爱偷东西的鸟。它们常出没在南极大陆沿岸及附近海岛,体形要比普通海鸥大,人称南极贼鸥。外出作业时,南极科考队员带的食物一旦露出来,就容易被盯上。稍不留神,一个俯冲之后,贼鸥叼着食物就飞了。安家春就曾吃过亏。后来,科考队员有了经验,直到送到嘴边的那一刻,他们才把食物亮出来。
参加过2次南极科考、6次北极科考的安家春,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副教授。2009年10月,他第一次作为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远赴南极,当时的他还是名在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