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肖杨通讯员吴江龙
昨日，白发苍苍的学者和年轻学子胸佩白花，纷纷赶到武昌殡仪馆，送中国“极地测绘之父”、武汉大学教授鄂栋臣最后一程。
挽联“爱国敬业艰苦奋斗献身极地事业，立德树人呕心沥血培养测绘栋梁”是鄂栋臣教授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是中国唯一参加过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和北极黄河站三站建站工程和首次北冰洋考察的科学工作者；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长城站地形图的测绘者；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长城湾的命名者。2月21日，他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0岁。
亲属说
受过屈辱立志报国雪耻
昨日，前来送别的喻伟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一件旧事，“舅爷爷鄂栋臣有一次发脾气，那是十几年前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咖啡吧里，我陪他临时坐一会儿，服务员走过来说必须消费了才能坐。舅爷爷不客气地反问，旁边的两位外国人也没有点东西消费，为什么可以坐！”
鄂栋臣教授生前在演讲中提到，1984年以前，中国没有人到过南极，正如此，1983年开第12届国际南极条约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发言权，在南极，不管国家大小，谁有本事在那里插上国旗，建科考站，别的国家才承认你有发言权，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无奈和耻辱。
喻伟感慨舅爷爷从苦难中走来，亲身体会过国与国的落差，才会对“内外有别”的境遇痛心疾首。从此也理解了他为何一生都努力报效国家、为科学进步而辛勤工作。
院士说
不畏艰险的拼命三郎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来出任昆山杜克大学校长的刘经南院士，中断北京出差赶回武汉参加追悼仪式。他说，当年同在武汉测绘学院（今武汉大学）读书，自己比鄂栋臣低几届，鄂栋臣作为高年级的学生干部，经常关怀爱护低年级学子。“在我的印象中，师兄就是一个百折不挠、努力攻关、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人。我长期和他并肩作战，做他的科学研究后勤保障。”刘经南回忆道，自己1986年回到母校工作后，工作上和师兄多有交集。
谈到鄂栋臣教授曾4次赴北极，并到达北极点考察，刘经南院士告诉记者，“北极点是一个几何点，在茫茫的北冰洋是一个几何位置，没有鼓出来一个端点让你看到，需要用卫星定位仪器找出90度0分0秒，这才是地球自转不动的北极点。”刘经南回忆，当时自己从事的是GPS卫星定位数据处理方面的研究，联系最先进仪器予以支持，以最先进的算法搜索到最准确的北极位置。此后的南北极科考中，经常相互探讨交流。“我很悲痛伙伴的离去，但我相信，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科考精神，伴随他开创的极地事业，定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弟子说
培养的学生已遍布全球
在亲友晚辈心中，鄂教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在同行圈里，他是一位德行兼备、不畏艰险的伙伴；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实事求是、诲人不倦的引路人。
“1998年我刚入门时，鄂老师就告诫我们这是一个外表光辉，其实十分艰苦甚至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研究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晓动情回忆，至今还记得老师简短有力地说，“想清楚了再决定”。
“不畏艰险、献身科学”的种子从此种在了年轻人心里，现年43岁的程晓，已去过4次南极、十余次北极，“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也是受到鄂老师的启蒙和鼓励，是他支持我到北京学习先进的遥感技术，利用卫星遥感对极地形成更深入的了解。”
程晓昨日在朋友圈深情写道：“去年来了武汉三趟，看病重的老师，老师总是拉着我的手说半天。后来语言能力退化了，老师就拉着我的手笑着、点着头。老师开创的极地测绘事业已在全国开花，培养的学生也已遍布全球，老师，安息吧。”“我是他带出来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老师循循善诱，要求也很严格，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从外地匆匆赶回的弟子石强哀痛地说，印象里和老师就发生过一次争执，“读书时我研究的课题是南极测绘方向，后来我改了研究方向，老师一度非常生气，但是最后他包容我，鼓励我跨学科发展。”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副队长石强告诉记者，“去年夏天，我还和老师在深圳聚过，老师教我怎么做人，给予我的太多太多。”
同事说
在南极留下许多湖北地名
在集中前去吊唁的校车上，早已退休的老下属李德祺表示，“大家都知道鄂教授工作忘我，不一定知道他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的人。”
“他爱集邮，收集的作品曾专门在展览馆展出，得到集邮爱好者的好评。”李德祺回忆道，“他还喜欢绘画和书法，收藏各式各样的宝贝，比如一些极地珍藏。”武汉大学收藏陈列的极地生物标本，很多是由鄂老及后继的武大科考队员们从南北两极淘回的。
参与了1987年我国第四次南极考察的张松波回忆，鄂教授严谨而又充满情怀。在南极留下的众多中国地名中，不少取自湖北，这些让湖北老乡备感自豪的地名，正是由鄂栋臣教授主持命名的。比如1985年在我国第一张南极长城站地形图上，给两个美丽的冰川分别命名“龟山”“蛇山”。他还曾以“赤壁”“小武当山”“神农架”等湖北名胜给南极处女地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