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山”“蛇山”，南极大陆上竟出现了两个武汉名胜，武汉与南极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命名者鄂栋臣那时或许也没有想到，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与极地的距离会被越拉越近。
7次入南极，4次入北极，鄂栋臣是全国唯一同时参加过中国南北两极三站建站工程和首次北冰洋考察的科学工作者，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开展地球南北两极对比研究的科学家。荒原上爬冰卧雪，险境中力挽狂澜，指挥时思虑周全，讲台上激情四射……无数个剪影叠加成鄂栋臣丰盈而坚实的身躯，肩起了代代科考人通向极地的闸门，助力他们到潜藏着奥秘的冰原中去，助力中国到更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鄂栋臣开创了太多沉甸甸的“第一”。远远望去，每个里程碑都化成一枚金色勋章，给这个响彻极地测绘领域的名字笼罩了一层神话色彩。巨大声名背后，鄂栋臣始终长怀赤子之心，如多张经典肖像照定格的那样：微微抿着上唇，眉头聚拢，目光严肃、高远而笃定。
“长城湾”，这是鄂栋臣代表中国儿女镌刻在南极广袤冰原之上的第一个名字，意义极为深远。但在鄂栋臣的叙述中，它的诞生却好似无心之举。1984年12月30日，搭载着我国首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抗冰考察船“向阳红10”号历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将登陆艇送向南极陆地。登上南极大陆的人群洋溢着巨大的喜悦，其中，正与郭琨队长研究建站海滩工地布局安排的鄂栋臣吸引了众人目光。他回忆，自己当时手里捧着站区地形测绘草图：“原来昨天在这张草绘的地图上，我在海滩前面的无名海湾处随手写上了‘长城海湾’四个字，让具有新闻嗅觉的记者发现：这是中国人在南极命名的第一个南极地名呀！”“随手”二字实在是属于测绘人的举重若轻，在命名背后，累积着无数艰苦时刻：漫长而严谨的前期筹备，临行签下的生死状，预备好的裹尸袋，魆黑的深海与晕船威胁，与各国接触的复杂情况，踏雪山穿冰脊的点位勘察……实际上，鄂栋臣克服的困难还有更多。
也正是在这次科学考察中，鄂栋臣成功测绘了中国南极第一幅南极地图。测绘长城站站区地形图是异常重要和艰苦的，鄂栋臣每天带领队员穿越崎岖的岩石山地，在狂风中进行测绘工作，前行本就艰难，更何况还要扛着铁锹、镐等工具。该区域到处都是异常坚硬的卵石，一锹下去，根本看不到多大成效。开挖深度还不到30厘米就有海水漫上来，掉入冰海是极其凶险的，有性命之忧，必须分外谨慎。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鄂栋臣爬冰卧雪，按时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用红外激光测距导线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最终完成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南极地图——南极长城站站区地形图。他曾说：“我们测绘到哪里，我们地名命名到哪里，我们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的测绘基准点就深埋到哪里，更象征着我国极地地区权益延伸到哪里。”“长城湾”“望龙岩”“八达岭”等众多中国地名被他用来赋予南极的无名山川湖泊，这些得到国际承认的名字融入了他对祖国的浓厚情思，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这片不毛之地逐渐扎下了根。
在测绘工作的保障下，我国南极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长城站——于1985年2月20日顺利建成。首建长城站计划完成办公楼和宿舍楼两栋主建筑，建成时，楼体像“热水瓶”一样保温且密封。在南极，身兼数职再常见不过。这样舒适坚固的居所，始于每一位队员在生死缝隙间的爬上爬下。夏日短暂，可供施工的时间有限，鄂栋臣平均每天要工作十八九个小时。有一次，他在搬运货物时多站了一会儿，竟然累得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南极的一钉一木比金条还值钱，大家在与自然的搏击中，拼死守护任何一点建筑材料，宁可牺牲，不让战损。暴风雪中，鄂栋臣爬在屋顶上死死抱住钢梁，防止肆虐的风将铁皮刮走；冰冷的海水里，他与队员手挽手围成人墙阻挡浪击，码头才能破水而出。长城站落成典礼举办时，高悬着的长串红鞭炮噼里啪啦炸开，这片万古冰原上迸发出巨大的欢欣。经过61个日夜的奋斗，国歌奏响，南极洲首次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立足之地。神圣的共和国五星红旗在南极上空升起时，鄂栋臣热泪盈眶。
鄂栋臣也是将中国测绘标志埋设在北极点的第一人。1996年3月，由于在测绘领域的杰出贡献，鄂栋臣被特邀作为内地唯一的极地专家，随香港“北极追踪”考察队奔赴北极。到达第二日，他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勘测。两天后，他独自成功采集了400余组卫星数据，并设下了中国第一个监测地球运动的卫星固定监测点。而同样体量的任务，通常需要十人小组才能完成。4月4日，经过一番艰苦紧张的勘测，鄂栋臣终于在白茫茫的北冰洋上定位了精确的北极点！他用力在地轴端点上踏了一脚，把藏在胸口里的五星红旗掏出，在北极点上升起，并将中国国家测绘标志郑重埋设在北极点。他的自豪和兴奋沿交汇的经线向南流淌，流进全球华人心中。
鄂栋臣经历了更多“第一”。1989年，参与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1999年，参与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2004年，参与中国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的建站……鄂栋臣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可听到这个称号，他却这样回应：“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可以称我为‘极地赤子’。”
1989年1月14日，“极地”号考察船克服万难，顺着涨潮后形成的冰缝稳步前行，停泊在苏联进步站锚地。船上满载着肩负中山站建站使命的科学考察队员，众人欣喜若狂，跃跃欲试，即刻开始组织人手准备卸货，鄂栋臣等14名先遣队员先行登陆了。
夜间，鄂栋臣一行人在陆地上听到了持续数小时的巨大轰隆声，像是推土机声，像是发电机声，又像是大铁板震动声。他们与船上的对讲机迟迟联系不上，难以知晓发生了什么。15日凌晨，他们跑上古石滩，只见“极地”号考察船被死死冻结在冰山林立的海洋中，坍塌的层叠坚冰围困着船身，寸步难行——竟是发生了特大冰崩。昨夜，两千多米长的断面、几百米厚的冰霎时间倾泻入海，鄂栋臣听到的巨响正是冰盖断裂声、冰山翻滚声、数十米巨浪冲击声的交杂。极致的震撼、悲伤和痛苦让他潸然泪下。
在罕见的巨大险情前，中国人依旧秉持着百折不挠的坚韧和勇毅。在考察船脱困希望渺茫的境地中，指挥部临时党委决定，宁可弃船也不放弃建站，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在拉斯曼丘陵飘扬。鄂栋臣跟随众人，愚公移山般地手拉肩抗。冰封海湾，凄风苦雨，孤绝极地，难凉一腔热血，难阻赤子之心。万幸的是峰回路转，船附近的两座冰山移速不同，撕扯出一条逶迤的冰裂隙，“极地”号成功突围。
大大小小的险困已难以细数。1985年1月26日，鄂栋臣乘坐的“向阳红10”号在别林斯高晋海遭遇了12级台风，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其他队员一起保护珍贵的科学考察设备。1988年12月22日，“极地”号船头左舷前甲板被冰块撞了一个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洞，好在有双层加固的钢板，不至于翻船或沉船。有时狂风暴雪将帐篷都撕裂，有时野外考察乘坐的橡皮艇险些被惊浪打翻，有时遇到海狼袭击……
1991年12月10日，长城站的队员已有两天没联系上韩健康带领的冰川组了。鄂栋臣和司机驾驶着越野车前去寻找，向乌拉圭阿尔蒂卡站求助后，对方派出一位熟悉道路的军人随行。冰川组每30米设立了一个竹竿，鄂栋臣等人就小心谨慎地沿着标志路线行进。冰盖一望无际，他心里有些发毛。开了一段时间，雾气越来越大，很难看清竹竿的方位，他们只能停车。此时距冰川组的位置还有15公里，再往里走，也许今天他们都回不去了。鄂栋臣果断向队部报告，申请撤回。还好晚上成功联系上了韩健康，大家都松了口气。
鄂栋臣在极地的见闻中也有一些妙趣横生的片段。有一次，鄂栋臣出于好奇想去摸摸巨海燕的蛋。未等他的手靠近，巨海燕便脖子一伸，猛地吐出一团腥臭的稀食，他崭新的羽绒服“光荣负伤”。鄂栋臣讪讪地笑笑，心想谁让自己惹怒了人家，遭到报复也是理所应当。在第二次南极科学考察时，鄂栋臣担任分管生活的副站长。为了改善伙食，鄂栋臣和站长高钦泉应队员提议，带着其他几人去企鹅岛东头外浅海域钓鱼。大家没准备钓竿，只有尼龙绳加上挂着瘦肉的鱼钩做的简易钓鱼装备。不过成功率还是很可观的，两个小时就钓上了50斤，足够长城站众人打打牙祭了。鄂栋臣笑称，南极的生灵没上过人类的当，南极的鱼毫无警惕性，总是傻乎乎地咬钩。1989年，鄂栋臣在中山站和队友们欢庆元旦，面向北半球的祖国遥遥举杯。在他的极地之行中有无数个“遥望”“遥想”“遥致”祖国的瞬间。险难、闲趣、责任与使命，共同构成了他的极地回忆。
1999年7月15日，中国第1次北极科学考察，大家在船上给鄂栋臣过了60岁生日，还给他准备了生日蛋糕。他感叹道，自己的生命在测量地球两极中得到了延伸。
从刚入校渴望知识的青年到著作等身的教授，从跋涉于极地一线的科学考察先锋到坐镇后方的“将军”，照片从单调的黑白两色升级成了鲜艳的彩色，鄂栋臣的头发却由黑转白。
1991年起，鄂栋臣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任极地测绘科学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主任。鄂栋臣深知，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出身于贫穷的农村家庭，他始终真诚而耿直，厌恶损人利己、发腐败之财、只求官帽不为民办事的人。这样坚定的信念也转化成了对自身的高标准严要求：如何高效组织和引领科研工作？如何发掘并培养极地科研事业的新生力量？鄂栋臣总是做得比说得更多，成果比设想更好，用实际行动诠释科研工作者的担当与奉献。
鄂栋臣胆大心细，凭借极富战略性的前瞻目光与持之以恒的毅力，带领武汉大学极地科研工作者们求新拓荒。21世纪初，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虽然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但仍处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缺少项目支撑、经费保障不足、流程审批困难、人员调度乏力等，一个又一个难题接踵而至，横亘在鄂栋臣及武大极地科考人前行的路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鄂栋臣始终笃行不怠，也多次嘱咐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守住极地测绘这块阵地，做业务化的长期观测。1998年9月，北京一家公司向科学考察队捐赠了两台GPS信号接收机，这两台接收机产自瑞典，并不是常用的品牌，用法和配套系统都要从零开始摸索。鄂栋臣对当时负责GPS观测站建设的王甫红说：“这一套东西现在归你管。既然接受了捐赠，就要把配套的所有电脑系统、软件构建起来，在中山站建立一个GPS常年观测站，实现无人值守的连续观测。这项任务在中山站一定要完成。”鄂栋臣任职期间，武汉大学科研工作者在南极测绘事业做出的一次次的发展与创新，都离不开这样一双强有力的推手。
在具有极强专业性的同时，鄂栋臣真正做到了在工作中无私奉献，敢于创新。2000年，为了更好地辅助格罗夫山陨石搜集和研究工作，鄂栋臣指导学生周春霞在现场实测的基础上利用卫星进一步繁衍格罗夫山区的地形数据。当时，鄂栋臣听说了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这种新技术，便迫切地希望周春霞利用它完成工作。但是再前沿的技术也需要数据作为支撑，那时很多卫星数据都需要付费。周春霞回忆：“鄂老师自己花了两三万元，买了很多数据，让我做这个方向，紧跟住InSAR这个技术前沿。”而两三万元，在2000年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在鄂栋臣的引领之下，武大极地科研工作者们像是细细密密的苔藓，团结、坚韧，纵使在一片荒凉的南极，也能展现出生命的无限魅力。每当有后辈前往极地参加科学考察，鄂栋臣都会亲自带队前往机场送行。“一定要传承武汉大学极地科考的优良传统”，他殷切的嘱托让大家记忆犹新。身体情况能够勉力支撑时，鄂栋臣亲自冲锋在一线，舍生忘死，责无旁贷；随着年龄不断增长，他运用愈加丰富的经验，以沉稳的胸怀，缜密分析，排兵布阵，成为每个武大极地人最坚实可靠的港湾。
鄂栋臣已经化作一个精神图腾，始终熠熠生辉，影响着一代代武大极地人。
在鄂栋臣的一生中，“教师”是一个重要且光辉的身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鄂栋臣的一生，不但通过三尺讲台将极地科学考察送进青年人的视野，更通过讲台之外的身体力行弘扬科研精神、传播科学知识。
不少武大极地人的回忆中，鄂栋臣为他们做的“启蒙”讲座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譬如1996年，鄂栋臣为测绘学院本科新生做了一场入学教育讲座，向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的青年人讲述了自己参与南极考察的经历与见闻。他带学生们领略了辽远纯净的南极风光，还展示了一张北极狐的毛皮。当遥远神奇的极地世界近在咫尺地出现在讲台上时，台下连连传来学生惊奇的感叹。鄂栋臣就这样将极地科学考察的蓝图送进了青年学子们清澈而坚定的眼眸。而这群学生里，就坐着后来16次奔赴极地、为极地信息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测绘学者艾松涛。艾松涛说：“我满眼好奇地看着这些来自遥远极地的新鲜事物，并从此在心中埋下了一颗向往极地的种子。”读研时，艾松涛选择了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并选择了鄂栋臣作为自己的导师。2002年，鄂栋臣向还在读研的艾松涛递上了中国第19次南极考察队的橄榄枝，就这样，又一位青年人跟随鄂栋臣的步伐，踏上了极地征途。
只激发学生的好奇与热情还不够，科研攻关需要特别能吃苦，而鄂栋臣能吃苦的本事常常令他那些比他年轻的学生都难以望其项背。
他的学生张胜凯至今还记得跟鄂老师“比赛加班”的经历：“刚开始时，我工作到晚上10点多就回宿舍洗漱准备休息了，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发现鄂老师昨天晚上十一二点还在给我发电子邮件。后来我就想，鄂老师不离开办公室，我也不离开。”那时，张胜凯所在的机房位于鄂栋臣办公室的斜对面，他就看着老师的灯光，与老师一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大部分时候，张胜凯都能坚持到鄂栋臣离开后再离开，不过，鄂栋臣的工作热情实在高涨，精力也相当旺盛，“有时候他到两三点还不走，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小伙子张胜凯就这样“输给”了当时已经60多岁的老师鄂栋臣。时至今日，张胜凯感叹：“鄂老师一生是极地人。我和鄂老师相处了15年左右，他对工作的热情、对南极的热爱，到现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
庞小平也说，鄂栋臣“终身学习”的精神给了她很大的激励。鄂栋臣读书时主修的外语是俄语，后来又自学英语，甚至有地方口音的英语他也能听懂。在与鄂栋臣共同参与南极国际交流时，庞小平常常为他的英语口语所折服。
除了培养学生，鄂栋臣也以向大众科普极地为己任，利用自己屡赴极地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鼓励更多人认识南极、热爱南极、探索南极、保护南极。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中学做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曾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被评为“湖北省科技传播十大杰出人物”等。他以科学考察日记为基础出版了科普图书《极地征途：中国南极科考日记档案》。他编选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创业之路呈现给更多关注科学、学习科学家精神的人们。学生张胜凯说，鄂老师的文笔很好，记录下了很多见闻和情绪。鄂栋臣还给李航创作的《在南极的500天》作了序言，李航回忆说：“鄂老师看到这本书时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希望我们这些理工科学生也能葆有人文的情怀，要让普罗大众看到科考人的故事，听到我们的声音，这对极地科考人员自己也将是很大的勉励。”2014年4月，鄂栋臣被查出患了肺癌。他减少了一部分科研工作，可也不愿“闲下来”，坚持出版著作，参与科普讲座。2018年他又患了脑梗，身体每况愈下。想到自己的病情，他焦急地说：“我是做科研的，脑子坏了就等于废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那份无私奉献的精神依然令人动容。“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能做出一件对国家有用的事，我就心安理得了”，鄂栋臣无愧于自己的誓言。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持续为社会公众提供南北极科普公益讲座、展览，参与极地科普书籍编撰等，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点燃“极地梦”的火苗，种下“极地梦”的种子。
对于鄂栋臣这样一位极具家国情怀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他最真诚的信仰。2000年，鄂栋臣在采访时表示，最高兴的事情发生在1998年9月，那时他主持的“南极现代测绘与遥感应用研究”攻关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极地顽强拼搏奋斗的成果终于得到了国家的肯定。2008年，已年近古稀的鄂栋臣担任湖北省的奥运火炬手，对他而言，传递奥运圣火与首赴南极一样令他激动。鄂栋臣认为，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体现。想到从1983年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中国代表被请出场外，到如今中国成为极地科学考察大国，他心中感慨万千，手中的祥云火炬增添了几分沉甸甸的分量。今天，如果鄂栋臣能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感受到党和国家立意深远的殷殷嘱托，一定会将其视为自己这个“极地赤子”内心最高兴、最骄傲的事情。事实上，鄂栋臣已经用自己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的科研人生，为回答如何接续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提供了参考答案。
鄂栋臣始终没有离去。他如极地测绘领域的璀璨星辰，闪烁在白色覆盖的极寒极荒处，为一代又一代的武大极地人指引方向，唤其冲锋，护其归航。
